可能有读者已经发现了，在近年来“火了”的论文致谢中，至少有3篇来自兰州大学的学生或教师。
每年毕业季，总有一些论文致谢让我们泪流满面。
最近被读者的眼泪冲上热搜的，是兰州大学2023届博士研究生朱占武。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致谢部分，用大段篇幅感谢了自己的母亲和导师。
(资料图)
朱占武 图源：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博士毕业生朱占武：任何美好的词语都属于妈妈
这二十八年，我背负着自己的梦想和母亲的期望，从蹚着泥泞，小心翼翼但无忧无虑地奔跑在上学路上，到现在满怀对未来的希望，漫步于象牙塔内，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却又如大梦一场。
朱占武今年28岁，他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著名期刊eLife上发表学术论文，另以共同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身份发表了3篇文章。研究生期间，他主持申请了多项纵向及横向基金，曾获得2022-2023学年甘肃省三好研究生、2022年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标兵、兰州大学2023届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但在人生亮面的背后，他曾是个出生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孩子，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同年母亲所在的公司破产，家庭失去所有经济来源。5岁时他又患上白癜风，母亲为了给他治病，每天打好几份工，累到在上班途中双腿失去知觉。
他曾是个有点调皮的学生，因为在课堂上说话被兰州大学教授程博注意到，但程博没有批评他，反倒肯定了他的“思想”和“见解”。在另一所985高校攻读研究生时，他遭遇了一些困难，在跟程博老师深夜长谈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退学并重新考上程老师的研究生。
赵序茅（受访者提供，下同）
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赵序茅：“我从来不曾优秀过”
2021年，赵序茅的博士毕业论文致谢摘选——《我从来不曾优秀过》突然在社交媒体刷屏——这篇致谢的原文写于2019年，赵序茅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毕业时。
他早年曾经历一连串的失意和挫败：打小有口吃的毛病，不被身边的人看好。初中升高中没考上，高中升大学没考上，大学考研惨遭调剂，硕士考博士再次惨遭调剂，到了博士阶段，一度惨然退学——“我从来没有优秀过！” 他深深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场景：妈妈带他去商店买铅笔，商店老板拿出一支瑕疵品。妈妈要求调换，老板却说：给你一支金笔也无用。 历经几番波折，赵序茅终于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被兰州大学生态学院以青年研究员（教授四级）身份引进。他目前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已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除了开展科研工作外，他还一直坚持科普写作，至今已出版28本科普著作。多次获得中国好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省部级一等奖，举办200余场公益科普讲座，被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点赞科普中国2022科研科普人物提名。 赵安
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赵安的博士论文致谢《可怜无数山》，发表在个人公众号后意外走红。他从兰州大学草业学院本科毕业后，曾经历3年迷茫的打工时光，之后考上甘肃老家的基层事业编，并被选派为某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3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让他完成了一个农业农村工作者的身份认同，对他后来的学术方向及研究方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曾自学经济学、法学，因专业跨度太大，参加过7次考研，在职读了人民大学农业硕士，又考上了兰州大学法律硕士，最终如愿进入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 目前，赵安已经回到兰州大学任教，现为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的讲师。 感动我们的他们，为何都是“兰大人”？
可以看到，无论是赵序茅、赵安还是朱占武，他们的成长经历都与兰州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兰州大学是否有着某种独特的精神，吸引着这些自强不息的寒门学子？ 为此，《中国科学报》再次采访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赵序茅和赵安，听听他们怎么说。 首先是3个人的家境都不好：朱占武家境贫困，多次发生家庭变故；我和赵安都来自农村家庭。在阶层趋于固化的今天，我们依然保持的奋斗精神，是人们比较触动的地方。 其次，我们的求学之路都比较坎坷：我和朱占武都曾在研究生阶段退过学，赵安先后换过几次专业，还当过基层党支部书记。可以说，我们都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学霸，是凭借努力和超出常人的付出而取得博士学位的。 那为什么我们几个都出自兰州大学，或者最终选择来兰州大学就职呢？我想可能有3个原因。 第一，这和兰大的精气神有关，兰大的校训是“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兰州大学作为胡焕庸线以西唯一的985、双一流A类学校，承载西部教育的重任，在贫瘠的土壤下，开出绚丽的科研之花，一代又一代兰大人践行“吾校虽瘦，必肥华夏”的誓言。3位博士的奋斗历程和兰大“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精神高度契合，或许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使得3位博士在兰大找到了归宿。 第二，兰大师生踏实、低调、朴实无华，和农村出来的三位博士气质很搭。在兰大，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和社会上的人事进行攀比，也不需要太多的人情世故，这种土壤适合农村出来的孩子，安心地进行科学研究。 第三，这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三位博士家庭条件都不好，不仅缺少来自家庭的支持，还要补贴家庭，选择在东部发展，也许较难承受那种生活压力。 我想，这3篇致谢稀缺的地方，就是在人人炫耀成功的时代，有几个博士，居然分享了自己的失败。 和以上两位博士不同的地方还在于，我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大时代之下的“个人史”来记录“社会史”，是我的专长和自觉，只是将致谢文中的被记录者换成了自己。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能在民间广泛传播，甚至走出学生群体，激起很多70后、80后的共鸣。我的博导张晓山先生点评道：“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借你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我从18岁前往兰州上学，到35岁返回兰州工作。这17年间，经历了很多颠沛流离、辛酸无助、生死别离，现在暂时进入了世俗眼里的稳定期和舒适区。但我始终铭记任继周先生对我说的话：“坚持做金字塔式的学者，不要成为细竹竿式的学者”，“不要打了个好基础，最后盖个茅草屋”。来到新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课要补，须臾不敢懈怠。 兰州大学的校史里有个广为人知的“兰大现象”，大概意思就是在艰苦环境中，更能塑造出人的卓越品质。兰大化学系的“一门八院士”、地学系“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的故事、中国科学院的“兰大军团”等，都是“兰大现象”的典型代表。 我们3个博士，尽管成就远不能与上述前辈相比，或许也可看作“兰大现象”之下的一个小小注脚：敢于“自讨苦吃”，不怕接受“挫折教育”，在不得不与命运较量时，鼓起勇气坚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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