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真的没收商税吗？

近一两年，关于大明东林党不收商税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但是你说为啥不收，很多人张口就来一个东林党自私自利，不爱国。在深究，很多人也就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事实上，很多人是嘴里说着什么不受商税怎样怎样的，却压根不了解明代的商税制度。确切来说，明朝不是不收商税，而是自己定的商税太坑。事实上明代朝贡贸易制度崩溃之后，商品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相应的，商业税收也就成了国家总收入中的一个重要份额。在何本方的《明代榷关浅析》中，详细介绍了明代商业税收在各朝中的比重。单说内陆关税（钞关），就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占额3%涨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10%。后来因为朝廷大兴土木、皇室奢靡、辽东战事开启，商税中的钞关岁入在天启五年（1625年）到达了480多万两，是万历二十五年407500两的近12倍，由此可以看到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

明朝对于商业税征收的部门，可以说是衙门林立，有税课司、竹木抽分局、钞关等（这是几个最重要的）。税课司，隶属于户部，职责是制定各类商品的纳税细则并收取商税；竹木抽分局，是从商人的木货中抽取若干实物供应朝廷的土木工程，到明朝中期，这种实物抽取逐渐变成了等值货币的征收；钞关，出现于明朝中期，因为明初纸币泛滥导致纸币大幅贬值，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危机，朝廷采取措施疏通钞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强收宝钞来加快宝钞流通，故而在各地官道设立税口，类似于现代的高速公路收费，只不过收的更多。除了政府的专门税收部门，明代的宦官在得势之后也会染指商税。从中央会有内监被派到各地的税课司去搞监察，因为明代文人的地位大多数时间是不如内廷宦官高的，因此各地出于讨好的目的，就会让宦官拿些分红，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了。到了万历二十四年以后，明神宗强加矿税，给大明各地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江南地区出现市人阶级的暴动，专门反抗万历的矿税政策，这伙人中的精英，自觉地在东林书院总成一个政治团体，一起论政议政，这就是后来的东林党。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关于税率，明初规定三十税一，针对一种货物，实际操作起来却是还要加收运输费、货税、门摊税，所以事实上三税一相加，就是十税一，也是不低了，毕竟在古代的农业帝国中，商业税无论如何也是占不到主流的位置的，即使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宋代，商税也只是占国家总税收的30%不到（什么70%、90%的过分了，你就是工业时代这个比例都很夸张，不切实际），而大明仅是关税就已经占了总税额的10%（万历年间），可以说比例其实很大。但为啥总感觉收不到钱呢？那就要说说明代的税制了。

明代商业征税，第一个是申报制，政府规定，商贾要向税务机构登记所有的货物数目和名称。坐贾申请占籍时，必须向当地的官府或税课局自报所货所业。行商持货出发前，也要在当地申办填写路引时必须将其资本、货物等“明于引间”，途经水陆关卡，在钞关设置前须在广济、长淮等关填写商船物货，并送税课司征税;建立钞关后须填写船单，船单中须开列船户籍贯、姓名，货物名称、数量、起止地点以及船只式样、梁头尺寸和该纳钞银若干等。船户报单后，钞关据报单征税并放行。行商住店时，必须在店历上填清经销货物名称，牙店主人及船埠头还要对过关的报单进行核查并上报，税课司局照报单所填商品数量、品种，与本部门纳税登记互为参照确定税银。客商交税后，商人持司局开出税票才能进人市场进行交易。

第二个是时估制，各种商品皆估价收取，并强化由官商合作估定商品价值进行征税。但在明中期之后，各级政府对商贾实行重征政策，税种税目剧增，这种以官商合作对商品估价再征税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加之朝廷在招商买办大宗物料的会估制名存实亡。因此，税前的时估制终被弃置而消亡。

第三个是定额制，但是官员利用这个名目，经常中饱私囊，所以嘉靖四十一年，朝廷公开向商人征收余正银（超出定额的部分），并废除了此前的定额，改为量情而定的常额。

第四是起条预税制，目的是防止商人逃税，所以提前收税。但总有官员眼红商人的利润，所以经常事后加收，这一项在嘉靖十年后被明目禁止，强调不许加收。

第五是监察稽考制，这是对纳税人和收税机构的监督机制。但是随着吏治腐败，监察机构也和各地官员狼狈为奸，然后加速了税法的破坏。

综上而言，明代的商业税收可以归结成三个字——流转税，所谓流转税就是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这就给了官吏很多放大贪污的机会，也就是说明代不是不收商税，而是这些商业税很大一部分都被各地官员吃肚子里了。

那么回到问题，东林党没有收商业税吗？答案自然是收了。东林党废除的，是万历时期的矿税、辽饷。因为他们的联盟，其实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反专治中等阶级，里面就是开明民间地主和富商豪贾。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主张限定税收额度（因为政府太能压榨百姓了），要求乡村和城市平均税量，以缓解城市压力。他们认为应该大力兴修水利，开垦荒田，抑制皇庄扩大。事实上在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大明的困境相对缓和，正是东林党根据中小层地主的要求实施改革的结果，然而魏忠贤的成功上位，把这一切都给中断了。这之后，朝中不但党争更为激烈，官员的腐败情况也是烂到了极点。等到崇祯朝，东林党并没有得到主要话语权，在东南地区的东林成员依旧用老办法反对政府内阁大官僚的专政，中央的东林也在忙于和皇帝还有首辅周旋，整个崇祯十七年，几乎没人提出过什么有效的政治性建议，大家都在忙于权利斗争。而那部分被讹传抹杀的商业税，其实也只是和以前一样，大多被官员贪污。

不过说到大明财政枯竭的原因，东林崇祯朝的不作为和官员的贪污其实都不能算上大问题，因为真正遏制了大明财政的就是那个谁也不敢下手藩王皇庄，大明的藩王如同蛀虫一般，蛀空了这个帝国的血肉，却没有给予过一丝力量，所以明亡在何处，朱家人自己败坏的罢了。

《五人墓碑记》是小时候学的一篇明朝的有名的文章。按照中心思想的写法就是：文章通过记述苏州市民和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热情歌颂了五位烈士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表达了作者“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思想。五人墓碑记是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年）创作的一篇碑文，反应的是苏州人民公元1626年反抗阉党捉拿周顺昌的事情。此距明亡1644年仅有有18年。

此文是东林党人复社的创始人张溥写的，文学成就是比较高。但其写的其中的事情就有可能与实际有出入。五人中除一人是周顺昌的轿夫，据考证其他四人是把兄弟，本就替人背官司的人。儒家士大夫包括写的文章和史书都是有中心思想，目的是有关教化，正人伦；所以写的文章事情可能是那么回事，但结果和起因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相信史书和东林党人写的文章，就会陷入西宫娘娘和八王千岁的好人和坏人之争。而不是去真实的了解一个王朝背后真实运行规律。

其实，当时看似党争，但背后实际是经济利益之争。明朝中后期出项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和以及其周围的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其实明朝并没有工商税之说，明初因有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朱元璋开国时一切向着最落后的形式靠近，征收赋税以实物为主，而且一切赋税以人丁税和田赋为主。王安石也是在近代才被认为是正面角色，但在明清时期王安石一直是反面的典型，北宋的灭亡被认为他要占很大责任。王安石变法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看是向最先进的经济靠近，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目的，有现代意义的扩张性的财政的方向，简单的说就是想以现代的企业制度来管理这个国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依靠官僚来管理一个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都不清晰的公司，只能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经营，失败也是必然。但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在古典时期一次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变革的尝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但古人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朝朱元璋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是古往今来第一奸臣，故而反其道而行之。一切赋税向最基础的靠近，以田赋为主，宫廷用度以收入计算支出。为防止不够用，特意设立了名目繁多的专门的民户干某项工作。比如烧砖有专门的砖户，烧瓦有专门的瓦户，制造兵器有专门的制造兵器的户，关于这一点大家旅游天坛时，可以在天坛的围墙上看到砖上有烧这块砖的砖户的人名。

说了这些就是想说明我们的朝代的历史沿革下来的办法和眼光，有着其时代局限性也有着其努力。明朝中后期，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朱元璋的眼光，基本来说是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万历朝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是为适应变化的一个小变革，也仅仅是吧赋税由实物改为银子罢了；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就官员的绩效考核，省的一群官僚天天混日子不干正事。但就这也引起官僚的反弹，张居正一死，考成法也作废了。

万历以后不上朝也是对一群吵吵闹闹的官僚失去耐心，但其实万历朝国家大事依然是抓的很紧，比如说万历年间的三大征，背后的经济力量其实是江南的工商税，这些名目其实是茶税、矿税等工商税等效益好的工商税。但大家一定不要误会以为这些是政府收到的，这些税和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税是直接入“内务府”，征收这些税收的是皇帝派到各地的太监。所以万历朝的三大证等于用的是皇帝的私房钱。这样看似万历皇帝聪明，直接绕过了百官，省的你们中间盘剥了。但这样带来的弊病是离心离德，反正你又钱，有事反正是你皇帝的事，和我无关。这就是后来崇祯想百官捐些银子没人搭理的道理，都以为皇宫里银子还多呢，不知道这会儿是真没银子了。为什么崇祯没银子了呢？

天启朝重用魏忠贤的道理就是靠太监们在江南收工商税，此时辽东的后金和明朝正交战正，当时的边防和军队都是要钱的，虽是当时的党争的厉害，但多少还在维持着，靠这些钱关宁防线得以组建。

崇祯朝魏忠贤倒台后，东林党上台了。东林党背后是什么？是江南士大夫，是江浙的财阀，是江南的工商业主。东林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让皇帝收工商税，说些“朝廷焉能与民争利”之类的话。道理也说得过去，这些毕竟不是正路，反正没进户部。

但如果实际按照明初的田赋税的话，其实连官员工资都发不下去，而且这些税因为是直接面向最基础的农民收的，当时已经到了多收一点都可能会饿死人的地步了。但东林党人不管，只是一味的强调我们要清廉等等，但你们干事啊！只是一味争吵以掩盖背后的利益，崇祯朝一口气换了十多个内阁大学士和首辅，其实重要原因也是这班人不认真干事。

对此再说五人墓碑记，就明显看出其东林党人格局之低下。清朝入关的时候钱谦益家的钱连满人都为之瞠目，为国尽忠？他嫌水凉。所以，万历十五年说世间也无张居正使我们这个（明）帝国步履蹒跚跌入深渊。